芙蓉樓因唐代邊塞詩人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組詩而出名。此詩表達了作者雖身處逆境，但不改初心依舊保持高潔品格、豁達心境的精神，以及作者的重情重義，對友人的深情厚誼。芙蓉樓有兩處，一是江蘇鎮江，一是湖南黔陽（現洪江市黔陽古城）。那么，王昌齡的這組詩到底寫于哪個芙蓉樓，是江蘇鎮江還是湖南黔陽？

認為作者寫作于江蘇鎮江芙蓉樓的是這么解釋的，并且這組詩百度百科也是這么認為的：

其一

寒雨連江夜入吳(2)，平明送客楚山孤(3)。

洛陽親友如相問(4)，一片冰心在玉壺(5)。

其二

丹陽城南秋海陰(6)，丹陽城北楚云深(7)。

高樓送客不能醉(8)，寂寂寒江明月心(9)。

1.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1)芙蓉樓：原名西北樓，登臨可以俯瞰長江，遙望江北，在潤州(今江蘇鎮江)西。據《無相都縣忘》卷二十六《江南道潤州》丹陽:“晉王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樓，西北樓名芙蓉樓。”一說此處指黔陽(今湖南黔城)芙蓉樓。辛漸:王昌齡的朋友。

(2)寒雨：秋冬時節的冷雨。連江:雨水與江面連成一片，形容雨很大。吳:古代國名，這里泛指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一帶。江蘇鎮江一帶為三國時吳國屬地。

(3)平明：清晨，天亮的時候。客:指作者的好友辛慚。楚山:楚地的山。春秋時期楚國位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楚地附近的山就被稱為楚山。孤:獨自，孤單。

(4)洛陽：今屬河南，位于河南西部、黃河南岸。

(5)冰心：比喻純潔赤誠之心。玉壺:道教概念妙真道教義，專指自然無為虛無之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有“心若懷冰句，比喻心地純潔。鮑照《代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也是以“玉壺冰”比喻清白的操守。唐人有時也以此比喻為官廉潔，如姚崇《冰壺誡》序云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6)丹陽：唐代潤州丹陽郡，郡治丹徒縣，故址在今江蘇省鎮江市東部。

(7)楚云：指楚天之云!

(8)高樓：指芙蓉樓。不能醉:因為離緒太濃，加上“謗議沸騰”再次而起，難以痛飲，故而不能醉。

(9)寒江：稱秋冬季節的江河水面。

2.白話譯文

其一

冷雨在深夜落灑在吳地江天，早晨我送別友人，孤身一人面對著楚山。洛陽的親朋好友如果問起我，就說我的心仍舊如在玉壺之中一般剔透。

其二

往丹陽城南望只見秋海陰雨茫茫，往丹陽城北望只見楚天層云深深。

在芙蓉樓上送別友人不能喝醉，那寂靜寒江上的明月就如同我的心。

3.創作背景

這組詩當作于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之后、天寶六載(747)之前。王昌齡當時為江寧(今江蘇南京)縣丞友人辛漸這次擬由潤州渡江，取道揚州北上洛陽。王昌齡可能陪他從江寧到潤州(今江蘇鎮江)，然后在此分手，因作此兩首詩送別。

4.作品鑒賞

整體賞析

這兩首詩所記送別的時間和情景是“倒敘”。第一首詩寫的是第二天早晨在江邊送別友人的情景，第二首詩回顧第一天晚上在芙蓉樓為友人餞行之事。

第一首詩寫平明送客，臨別托意。“寒雨連江夜入吳”，迷蒙的煙雨籠罩著吳地江天(江寧一帶，此地是三國孫吳故地)織成了一張無邊無際的愁網。夜雨增添了蕭瑟的秋意，也渲染出了離別的黯淡氣氛。那寒意不僅彌漫在滿江煙雨之中，更沁透在兩個離人的心頭。“連”字和“入”字寫出雨勢的平穩連綿，江雨悄然而來的動態能為人分明地感知，則詩人因離情縈懷一夜未眠的情景也自可想見。但是，這一幅水天相連、浩渺迷茫的吳江夜雨冬，正好展現了一種極其高遠壯闊的境界。中晚唐詩和婉約派宋詞往往將雨聲寫在窗下梧桐、檐前鐵馬、池中殘荷等等瑣物上，而王昌齡卻并不實寫如何感知秋雨來臨的細節，他只是將聽覺、視覺和想象概括成連江入吳的雨勢，以大片淡墨染出滿紙煙雨，這就用浩大的氣魄烘托了“平明送客楚山孤”的開闊意境。

清晨，天色已明，辛漸即將登舟北歸。詩人遙望江北的遠山，想到友人不久便將隱沒在楚山之外，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在遼闊的江面上，進入詩人視野的當然不止是孤峙的楚山，浩蕩的江水本來是最易引起別情似水的聯想的，唐人由此而得到的名句也多得不可勝數。然而王昌齡沒有將別愁寄予隨友人遠去的江水，卻將離情凝注在矗立于蒼莽平野的楚山之上。因為友人回到洛陽，即可與親友相聚，而留在吳地的詩人，卻只能像這孤零零的楚山一樣，佇立在江畔空望著流水逝去。一個“孤”字如同感情的引線，自然而然牽出了后兩句臨別叮嚀之辭“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早在六朝劉宋時期，詩人鮑照就用“清如玉壺冰”（《代白頭吟》）來比喻高潔清白的品格。自從開元宰相姚崇作《冰壺誡》以來，盛唐詩人如王維、崔顥、李白等都曾以冰壺自勵，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王昌齡托辛漸給洛陽親友帶去的口信不是通常的平安竹報，而是傳達自己依然冰清玉潔、堅持操守的信念，是大有深意的。詩人在這以晶瑩透明的冰心玉壺自喻，正是基于他與洛陽詩友親朋之間的真正了解和信任，這決不是洗刷讒名的表白，而是蔑視謗議的自譽。因此詩人從清澈無瑕、澄空見底的玉壺中捧出一顆晶亮純潔的冰心以告慰友人，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辭都更能表達他對洛陽親友的深情。

即景生情，情蘊景中，本是盛唐詩的共同特點，而深厚有余、優柔舒緩。“盡謝爐錘之跡”(胡應麟《詩藪》)又是王詩的獨特風格。此詩那蒼茫的江雨和孤峙的楚山，不僅烘托出詩人送別時的凄寒孤寂之情，更展現了詩人開朗的胸懷和堅強的性格。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與冰心置于玉壺的比象之間又形成一種有意無意的照應，令人自然聯想到詩人孤介傲岸、冰清玉潔的形象，使精巧的構思和深婉的用意融化在一片清空明澈的意境之中，所以天然渾成，不著痕跡，含蓄蘊藉，余韻無窮。

第二首詩說的是頭一天晚上詩人在芙蓉樓為辛漸餞別時的情景。先從“秋海陰”“楚云深”寫起，以景起興。開頭兩句是互文，不是說詩人站在樓上向南望看到海向北望看到云，而是說詩人站在丹陽城的高樓上，放眼望去，江水茫茫，煙波浩渺陰沉沉的云，仿佛詩人的心情一樣沉重。第三句是點題:詩人在高樓為客人餞行，依依惜別，心中無限酸楚，以致酒不盡興。末句以景結情:寒江寂寂，惆悵如不盡之江水;明月高照，友情像明月一樣地純真。

秋海、楚云、寒江、明月，全詩寓情于界，筆調蒼涼，但意境開闊，表現在身體遭眾毀、謗議沸騰的“寂寂寒江”一樣的惡劣環境下，盡管倍感孤獨和痛苦，但自己仍能保持明月一般純潔的心，襟懷坦開，冷靜對待。

清·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唐人多送別妙作。少伯諸送別詩，俱情極深，味極永，調極高，悠然不盡，使人無限留連。

清·黃叔燦《唐詩箋注》:上二句送時情景，下二句托寄之言，自述心地瑩潔，無塵可滓。本傳言少伯“不護細行”，或有所為而云。

清末·鄒弢《精選評注五朝詩學津梁》：自夜至曉餞別，風景盡情描出。下二句寫臨別之語。意在言外。

清末·俞陛云《詩境淺說續編》：恬退之人，借送友以自寫胸臆，其詞自瀟灑可愛。玉壺本純潔之品，更置一片冰心，可謂纖塵不染。其對洛陽親友之意，乃自愿隱論，毋煩招致。洛陽雖好，寧動冰心。左太沖詩:“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歡來游。”正與同意。但此詩自明高志，與送友無涉。故作第二首云:“高樓送客不能醉，寂寞寒江明月心。”敘出芙蓉樓餞別之意。

作者簡介

王昌齡，唐代詩人。字少伯，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人。一作太原。

筆者是這么解讀這組詩的。所以得出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是寫于湖南黔陽。

這組詩的第一句“寒雨連江夜入吳。”就交代了客人友人辛漸是在秋季寒雨連江的夜晚酒后辭別作者去吳地丹陽城。時間、情景、目的地都很清楚。后面的詩句都是客人辭別后作者想象的情景心境。

這組詩的第二句“平明送客楚山孤”。天亮了送別的好友客人離楚山越來越遠了，楚山也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作者同楚山一樣孤獨落寂，許多人認為是天亮了送客人，是錯誤的。說的是天亮了送走的客人離楚山越來越遠（楚山孤）。第一句已經交代了客人走的時間、情景、目的地。楚山是在作者當時任職龍標尉的龍標縣（縣府所在地為潭陽）。王昌齡在此任職時還寫了一首詩《別皇甫五》就明確點明了楚山是溆浦（現湖南省溆浦縣）與潭陽（當時龍標縣府所在地現叫黔城）之間的山(現叫雪峰山，百年之前又叫梅山，梅山之前的唐朝叫楚山）。如下：

《別皇甫五》

溆浦潭陽隔楚山，離尊不用起愁顏。明祠靈響期昭應，天澤俱從此路還。

《別皇甫五》詩的白話譯文：溆浦與潭陽相隔楚山，你我飲下離別之酒不用太過傷感，神祠靈響之時愿望應驗，我便受天子的恩澤從此踏上歸途。

第三、四句：“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洛陽的親朋好友如果問起我，就告訴他們我高潔如冰一樣清白的心與操守就像在玉壺之中一般清純潔白剔透。

其二

丹陽城南秋海陰，丹陽城北楚云深。高樓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這也是作者想象客人、友人辛漸到達了目的地丹陽城的情景心境。白話譯文為：

第一、二句：丹陽城南秋海陰雨蒼茫，就如作者壓抑苦悶的心境。丹陽城北楚地深情的云同我一起跟著友人到達了這里。

第三、四句：在楚山里的芙蓉樓上送別友人不能喝醉，因為我的心就如那輪寒江里的明月還要跟隨友人到達丹陽城的寂寂寒江。

詩人王昌齡是善于寫山寫雨寫云寫月的。作者任龍標尉時在楚山的芙蓉樓還寫過一首《送柴侍御》，把山云雨月寫得很有感情，就如作者的重情重義。

《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注：沅水是黔陽芙蓉樓邊的河，是沅水的起點。武崗是黔陽鄰近的一個縣。

如果《芙蓉樓送辛漸》這組詩是寫于鎮江芙蓉樓。那么“寒雨連江夜入吳”的“夜入吳”作何解釋？“平明送客楚山孤”的楚山是哪里？“丹陽城北楚云深”的楚云是從哪里來的？

由此可見，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是作于作者當時任職地的楚地湖南，楚山（現雪峰山）里的芙蓉樓無疑。王昌齡詩里的芙蓉樓只能是湖南黔城。

（作者系洪江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洪江市總工會主席（兼）。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心靈的渴望》一書，已發表文學、經濟、哲學等文章百余篇（首）。）